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新事物。近代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前30年是以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开拓创始期；40至70年代是以沈有鼎等人为代表的原典诂解、研究突破期；80年代至今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全面系统总结期。通过百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学者通力合作，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一、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和认识中国古代逻辑。初步诂解中国古代逻辑原典，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体系、性质和特点，说明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比较中外逻辑的异同，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理论研究。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逻辑》并列中国逻辑史、印度逻辑史和西方逻辑史。周礼全撰“逻辑”条释文，并列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肯定《墨经》中有“应用元语言来表述的逻辑规律”，“《墨经》中的逻辑已开始进入形式逻辑的阶段”。这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基本认识。
第二、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确立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面的地位。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被列为中国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等学术研究机构，设有中国逻辑史教学、研究科目，开设课程，培养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第三、对相邻学科给予一定的影响，丰富了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如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汲取了中国逻辑史界的研究成果，较充分地论述了墨家逻辑。冯友兰认为，《墨经》有“一个逻辑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光辉的一页”，“后期墨家对于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中国逻辑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任继愈认为，“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相当完整严谨”，“成为先秦时代最高水平的逻辑学理论，在整个中国逻辑史上都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给人以可贵的教益。”
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学术、教育史上是空前的，这同历史上中国古代逻辑被冷落、遭埋没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概括地说，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有什么”，即辨明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其二、“是什么”，即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对象、内容、体系、性质和特点；其三、“为什么”，即揭示中国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这是中国逻辑史学科和方向所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逻辑史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所要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从“更深的原理”来说，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要说明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比较中外逻辑的异同，总结中国古代逻辑的精华、成就、贡献、长处和经验，分析其缺点、不足和教训，提供对今人有用的启示与借鉴。这种研究至今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来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是以古汉语为载体的古代逻辑原典。正确诂解中国古代逻辑原典，既要掌握中国古籍整理的校勘、训诂等考据、考证方法，也要掌握比较发达的外国逻辑工具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掌握中国古籍整理的校勘、训诂方法和外国逻辑工具，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正确诂解中国古代逻辑原典和中国逻辑史科学研究取得成果的前提。
在百年来梁启超、胡适等几代学者努力的基础上，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从抗战时期开始探索《墨经》逻辑，到晚年仍坚持思索《墨经》逻辑的正确诂解和研究问题，对《墨经》逻辑的正确诂解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沈有鼎的《墨经》逻辑研究，是中国逻辑史上自墨家逻辑产生以来，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掌握沈有鼎的《墨经》逻辑研究成果，是今后从事《墨经》逻辑与中国逻辑史科学研究，取得进一步成果的阶梯。沈有鼎说：“作为逻辑学的宝库，《墨经》到今天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被清理出来。”“要求一下子就把这部艰涩难治的古书每一字都讲通”，“是不合科学规律的幻想”。“古书的校勘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无穷过程，《墨经》尤其如此”’。沈有鼎是用科学方法，终生追求《墨经》逻辑正确诂解和研究的典范。掌握沈有鼎等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从事沈有鼎等人所开创的正确诂解、研究《墨经》逻辑的事业，争取更多、更好的成果，不要使这一工作后继乏人，后继无人，不要使墨家逻辑被“埋在地窖”、“埋在泥里”的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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